第二天凌晨，都4点钟了，妮拉还是难以入睡。这古怪的新环境，熠熠烛光中满屋的刺绣织物，牛脂蜡烛的呛人味道，都让她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墙上的画还是好端端地挂在那里，因为她没有勇气去把它们翻过去。妮拉躺在床上，疲惫的大脑中回顾着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两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阿森德尔夫特的人都说，欧特曼先生这一辈子就是个大酒桶。妮拉讨厌这个说法，但她父亲的确是整天烂醉如泥。因为酗酒，家里债台高筑，饭桌上的汤清澈见底，肉一天比一天少，仆人们也都遣散了。他不像是个荷兰人，一辈子都没造过一艘船去海上搏击风浪。“你得嫁给一个能守住钱的人。”母亲边说边拿起笔来准备写信。“可我拿什么回报他呢？”妮拉问道。母亲啧啧地说：“又说傻话。除了自己，我们女人还有什么？”妮拉愣住了。母亲贬低的话带给她新的苦恼，原本丧父的悲痛也转变成了自我的伤感。她的弟弟卡雷尔和妹妹阿拉贝拉还在外面玩着食人族和海盗的游戏，而她却要嫁人了。其后两年的时间里，妮拉学习如何去做一个贵夫人。她姿态优雅地走路——尽管没有地方可去，对此她常常抱怨，也第一次萌生了离开村庄的念头。她看不到头上无边无际的天空，而把这里当成一个蒙尘的田园监狱。她不忍看到母亲焦虑的样子，就没有做太多反抗，而是穿上紧身胸衣，开始练习琉特琴。今年7月，通过父亲在阿姆斯特丹最后的一点关系，母亲的探寻终于有了结果。一封信寄过来了。信封上的字体干净整齐，透着自信。母亲不让她看信里写了什么，但是一周之后，妮拉突然得知自己要给一位名叫乔内斯·勃兰特的阿姆斯特丹商人演奏琉特琴。那天，夜幕初降阿森德尔
斗篷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