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安定人心的举措，意在告诉淮南的人民，如今天下非常太平，老百姓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用自己对江南文化的崇拜安抚了江南人，用车马华服和强大国力震慑了江南人，既安抚又震慑，既满足了自己文化朝圣的需要，也满足了隋朝对南方地区加以控制的需要，可谓一举两得。
从隋炀帝第二次南巡的一些表现来看，也可以佐证上述第三点。隋炀帝二下江南是在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三月。据《隋书·炀帝下》记载，到六月，隋炀帝“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这实际上是把扬州当成了隋朝的陪都，甚至可以讲是继大兴、洛阳之后的第三个首都。我们前面提到隋朝大将来护儿，他就是扬州人。隋炀帝南巡时特地把他带在身边，《隋书·来护儿传》记载：“大业六年，从驾江都，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塚，宴父老，州里荣之。”意思是让来护儿带着皇帝所赐的御酒与礼品回乡拜谒祖坟、宴请父老，意在营造“来护儿衣锦还乡”的效果，同时也借来护儿之口向江南百姓描述大隋王朝的空前盛世，让他们感受一下皇恩浩荡。
隋文帝杨坚解决外域问题的顺序是先北后南，而隋炀帝杨广则正好相反，先南后北。巡幸江都后，隋炀帝开始把目光投向漠北草原。此时东突厥的启民可汗是继沙钵略可汗之后由隋朝扶持的一位突厥新王。我们简单叙述一下继沙钵略可汗之后突厥的小史。都蓝可汗阿史那雍虞闾和启民可汗阿史那染干都是沙钵略可汗的儿子，启民可汗是都蓝可汗的弟弟。沙钵略可汗去世后首先继位的是他的弟弟叶护可汗，由于他继位不久就在一次西征中中箭身亡，在位时间非常短，所以我们暂且忽略掉他。叶
第十八章:南巡北游(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