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也不能把国家托付给这个不孝子！我现在决定，要把这个太子废掉以谢天下。”
杨坚婆婆妈妈说了一大堆，大臣们面面厮觑，谁都不说话，大殿上死一般的沉静。为什么？因为大臣们觉得很无语。杨坚说了什么？第一，儿子要妈妈的侍女；第二，儿子在骂老丈人；第三，儿子不让我们抱孙子；第四，儿子的妈妈出身不好；第五，孙子不一定是儿子的儿子。这些话哪里牵扯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哪里能上升到废立太子的地步呢？更何况在大臣们看来，这些都是皇帝琐碎的家事，既然是家事，那就更不能随意开口、妄加评论了。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对太子的喜恶完全是出于皇帝和皇后的个人判断，怎么能用这样一厢情愿的小理由来决定废立太子的大事情呢？
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那么恐怕就要忽略一个重要的史实了。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了，《隋书·文四子传》较《资治通鉴》多记载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谄佞人”刘金驎呼云定兴为亲家翁。按照杨坚的行事风格，他只可能重视高熲、苏威这样的臣子，刘金驎这样的“谄佞人”是不可能被杨坚喜爱的，所谓“恨屋及乌”，杨坚不喜爱刘金驎，恐怕对云定兴也不会有什么好感。第二件是杨勇和云昭训私自宴请曹妙达。曹妙达是当时颇受欢迎的音乐家，他对外宣称：“终于得以与太子妃共饮。”曹妙达此语等于默认云昭训才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无须明言，杨勇正是通过曹妙达这个中间媒介将这句话公诸于众的。这两件事与前文所述的五件事就大有不同了，因为它们将第三方——文帝的臣子牵扯进来，家事慢慢上升到了国事的高度，在对政事十分敏感的杨坚眼里
第五章:废长立幼(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