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代，才有韩愈、柳宗元出来提倡古文，宋朝又有欧阳修、苏轼等人踵继之，遂使古文复盛。
其实不管诗词还是文章，不同的作家总有不同的风格面貌，这跟作者的性格和志趣有关。诗词文章只有好或不好，没有死活、新旧之类的分别。
近世启蒙思想家提倡白话，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挖空心思抨击古代文学诗词，斥之为旧文学、死文学、贵族文学，这就未免危言耸听，不尽不实了。
其实中夏的文学丰富多样，作者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体裁选择语言和风格，白居易要让七十老妪听得懂，风格自然要通俗一些，韩愈、章太炎学问博大，不避奇字、险字，这也无可非议。
‘曲高则和必寡’，市井的话本、小说、戏曲要算最为通俗的，柳永的词有凡有井水处皆有歌者的声誉，他的词在宋词中要算颇为风俗的。
然而白居易的诗，柳永的词也未必人人都能读懂，这跟一个时代的智识程度有关。为了启蒙的需要，文人学者自然有必要创作一些通俗普及性的作品，然而一味迎合受众只能济一时之急，必不是长久之计，反而会削弱作品的价值。
民间向来有很多艺术形式，随着时间会自然沙汰，原因是多种多样，缺乏受众往往是一重要原因。文艺作品虽不一定有教化作用，很多艺人为了生计，会有不同程度的迎合受众。但是文艺作品自古就是普及智识的重要手段，中夏的戏曲、小说颇有劝戒的功用，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观念，往往以喜剧收场。有些学者认为喜剧缺乏感染力，不如悲剧震撼人心，这种问题涉及风俗和心理，也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今时的白
第1072章 斗琴(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