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生产力的发达，而过小地的耕种又令技术不容易改良。
其结果，农民当然没有贮蓄。而致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不断地反复着。然而地力是有限的，收获是递减的，年年在同一的土地，作同一的耕种，收获何能不年年减少。
西汉在文帝时代，“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东汉时代生产力似已提高，“亩收三斛”。由三国而至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降至唐代，“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到了宋代，太宗时，“亩约收三斛”，神宗时，“大约中岁亩一石”。然据吕惠卿之言，“田岁首来四五六斗”。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
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王安石之所以会病倒，纯粹是因为这次有了可以和最底层的流民有了亲密接触的缘故，也是通过这次长途跋涉，让他对流民的构成和成因有了一个极为中肯的认识。
看着这些在寒风中呼号求生的流民，再想想自己那些漏洞百出的变法信条，惭愧和激怒交加，终于病倒了。
然而，让他最担心的却是一旦流民成灾，贫穷的普通化就是暗示大宋社会快要发生大乱了。
王莽时代，“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自阕而已”。
晋惠帝时代，“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
“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
隋炀帝时代，“百姓困穷，财力
第五十二章云峥过处寸草不生(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