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宗、改信、移风易俗，只能是初步的工作，如同利玛窦所言‘这只是在荆棘丛生的荒地里砍去了一些枝蔓’。
“只有重塑了旧社会以及旧文化所生存的土壤，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目的。
“改造信仰的最终目的是改造文明，亦即将中世纪的农耕文明转入现代的工业文明，我希望我及我的继任者能够始终记得这一点，而不是愚蠢地陷入某种教条主义的拜物教式的自我封闭和倒退中去。
“中世纪的愚民式宗教鸦片短期之内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长远来看，我们必须摆脱天主教式的作风，把拉羊头式的短线投入转变成长期的持续的投入。
“教会应当负担起教学义务，借由宗教形式灌输的意识形态教育之外，基础教育才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明末僧侣教士和儒士之间无聊的‘天主译名之争’、‘地狱天堂之争’、‘太一混沌太极与理与天主的异同之争’，无非是一套欧洲的中世纪哲学与一套亚洲的中世纪哲学在争夺正统性和话语权罢了。
“我们的工作不是引入一套新的鸦片以便于统治，而是作为旧社会转化为新社会的催化剂，我们也不是要创立一套新瓶旧酒的货色，用新神去取代旧神，而是以新神的手去逐步蚕食神权存在的根基。宗教世俗化简易化是17世纪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要引导这个新潮流，而不是在推翻了旧礼仪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套新的繁文缛节，更不是将自然拜物教变成机械拜物教这样无聊而不知所谓的东西。
“在我有生之年，恐怕不得不和旧世界的信仰有所调和，临高修院之中也许会诞生17世纪的各种**，道教理事会里恐怕会出现激进复古的真君
张应宸的关于新道教的同人(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