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应该是指江都兵变之后，而其时李渊早已起兵，故而这里存在一个不可弥补的时间差。就算我们把“时隋祚已终”所包含的时间长度给拉长，那么这条史料虽然不存在时间差的问题，但同样存在叙述上的问题。这条史料前文还在叙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与李世民共同抗击高阳贼帅魏刀儿的事迹，下一句直接跳到“时隋祚已终，”显得过于跳跃。所以在《新唐书·太宗本纪》中则直接称“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书·太祖本纪》的说法与《新唐书·太宗本纪》的说法比较相似，《新唐书·太祖本纪》称：“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俱不听见。”两部本纪的相似之处就在于皆讲明起兵太原是李世民的主意，并且高祖对此毫不知情，正应“非其本意”与“而高祖未之知”所云耳，并且《新唐书·太祖本纪》的说法巧妙地避开了时间差的问题，表明李世民眼光长远，早就预见到了隋朝必亡，所以才与刘文静早早开始谋划起兵大计。《旧唐书·太祖本纪》也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其说法与《新唐书·太祖本纪》和《新唐书·太宗本纪》是同，在此不赘言。我们再举《资治通鉴》的史料，如果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也应该是把李世民放到了起兵的主谋位置上。首先，《资治通鉴》在介绍到李渊及其四子的时候，几乎没有记李渊做了什么，反而把笔墨都花在了李世民身上。《资治通鉴》称世民“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可见李世民很早就心怀大志，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安天下之志”，结交了
第二十六章:太原龙兴 上(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