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信说：“使素不死，终当夷族。”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杨玄感的耳朵里，令他感到非常恐慌。一者出于自保己身，二者出于为父报仇，杨玄感决定与隋炀帝新仇旧恨一起算。
第二，性格。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杨玄感在行事做人方面，明显不如杨素成熟，不懂得藏匿锋芒。《隋书·杨玄感传》形容他“性虽骄倨，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这里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养士之风”的问题。在历史上“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的例子有很多，最有名的要属善养士人的战国四公子。但是战国四公子与杨玄感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杨玄感比他们要骄傲得多。这些文士愿意与杨玄感结交，一方面肯定是看重他自身的才能，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是看了杨素的面子。骄傲的人养士不属于真正的养士，当这些人与士人在一起的时候，由于互相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些士人只能进一步助长养士之人的骄傲情绪，杨玄感就属于这一类。功自然要居，因为功劳是你的总归会是你的，但居功不能自傲，像杨玄感这样一个居功自傲的人是很难保证其忠诚的。有时候很多人只是居功，尚且遭统治者猜忌，更何况那些不仅居功，而且每天都在自矜功伐的人。
第三，大势。早在隋炀帝第一次出兵征伐高句丽前，农民起义就已经渐渐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燃起狼烟。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邹平一带有农民王薄，自称知世郎，率先聚众举义，揭开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同一年，漳南（今属河北省衡水市）人窦建德又引兵起义，很快兵至万人。到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曹州济阴（今属山东省菏泽市）人孟海公也发展起一支万人的军队，与隋朝
第二十一章:玄感之乱(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