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即便拥有这样一部完整、缜密的法律,杨坚有时还是不能够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判断。试想,有《开皇律》这条社会的红线,杨坚仍然会事必躬亲来审理案件,生怕有任何冤假错案,我们可以说他勤劳思政,但也可以说他对自己亲自下令修订的这部法律始终保持着满腹狐疑的姿态,更何况当他感觉到至高无上的王权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时候,法律这一原则就可以抛之脑后了。多疑少信、多威少恩,正是《开皇律》的颁布与施行所映射出的隋文帝杨坚的另一面。前面笔者引用西方学者的说法,认为隋文帝杨坚的某些做法“近于儒家中主张君治的荀子一派,实际上接近于法家本身”,这一看法在这里走向了一个极端,换句话说,在杨坚眼里,依法治国固然重要,但法律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而修订的,韩昇老师在这里说“他本人始终把法律置于皇权之下,对他而言,权大于法,法律必须服从于权力”,对这个看法笔者持观望态度,至少杨坚的做法应该达不到韩老师所言的那样极端的程度,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在隋文帝杨坚看来,君权和法律,本没有绝对的高低之分,但由于法是为权而修的,所以二者是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只要王权“发话”,就好比斩断了根,截断了源,那么叶与流也就都起不到本应有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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