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就怀疑自己的治疗方式和研究理论——她就是这样，拿自己的例子教育我，要求我具备自己的看法和坚持。
因此，对于我的噩梦，阮黎医生的看法也一定和研讨会的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其它服用新药病人也向她倾述过噩梦的事情，但理论上，七名例诊病人都会被要求开口。另一方面，参与这次研讨会活动的三井冢夫等人，也需要和例诊病人们交谈，以获得足够的数据来完成他们的论文，参与最后的考核评审。
因此，我觉得，所有和例诊病人接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得知噩梦的情况。但也觉得，像阮黎医生这样，可以从病人身上得到完整详尽描述的专家不会太多。
我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噩梦，在阮黎医生眼中，可以用来判断新药的效果是否符合自己的期待，那是一个仅仅具备暗示性，但并不具备实际意义的象征。噩梦中的一切都为“假”，但却是“真”的一种扭曲表现。
对于新药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针对的，其实仅仅是阮黎医生一个人而已。也许，对研讨会来说，这个噩梦是乐见其成的，代表了一定阶段的成功。但是，之前谈论噩梦的时候，阮黎医生的表现，让我觉得，她认为新药是失败的，对病人的作用是负面的。
“失败了。”果然，阮黎医生对我说：“在我看来，新药的效果，也许会让你做梦，但不应该是这样的梦境。我对比血液采样，发现这种药物对人体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预定标准。但是，研讨会方面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进展，相比起进度，虽然负面影响有些超标，却是可以许可的。”她十分慎重而带着忧虑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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