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为中心，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在阮黎医生眼中，正是我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证明。她研究我所述说的故事，并不是因为她相信这个故事，而是因为，她相信自己可以从这个故事的设定、结构、脉络和发展中，评估出我在“发病”时的精神变化。再辅以过去的病史资料和最新的精神诊断信息，就可以评估出我当前的精神状态，以此确定我需要哪一种治疗，是否可以重新放回社会上——我在阮黎医生的眼中，一直是“拥有攻击性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哪怕，她并没有将这些资料泄露出去，让我获得了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机会。
前者，是她对身为主治医生的责任，后者，则是她对自己身为养母的爱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花了大概三个小时，大致述说了厕所怪谈的新故事，然后被阮黎医生追问了她想听的细节，包括我当时某一刻最细微的心理变化——由我口中说出来的，自然是十分主观的，而我那时，也的确一直有思考——这些事情，阮黎医生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就是这个。阮黎医生在我述说的过程中，极为强调条理性和故事性，也就是说，我从述说开始，就不存在“补充说明”的机会，她要的是，我能够把刚刚结束的事情，在讲述的同时，就整理为一个“平铺直叙，但又在结构上拥有高低潮波形的小说”。尽管，在欧洲那个城市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大致说明了一下，但这一次面对面的交流，要求无疑更高，我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时常要停顿下来，整理自己想说的内容。幸好，阮黎医生并不介意我这么做，反而十分鼓励我这么说。
阮黎医生认为，这种“说书”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
1155 心理诊疗(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