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和中共有来往。因为，他深知要在三股力量中间求生存。
红军东征之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为了抗日“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西安事变以后，阎锡山表示“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能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一方面可以树立自己抗日形象，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此与蒋介石分庭抗礼，阎锡山以“自强救国”为口号，先后在山西组织了许多群众团体和协会，山西的各种团体协会之多，成了阎锡山的一大发明创造，他自己的头衔也跟着摇身一变，成了“会长”，他先后将他支持的青年救国会和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合并，成了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己亲自任会长，会员有数千人，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10月，日军大举进攻绥远，直接威胁到山西。山西一批左派青年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倡议组织一个全省规模的抗日团体，定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号召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国。阎锡山赶忙派人去说：会长认为组织民众救国很好，但是抗日救国对日本人刺激太大，怕惹出祸来，会长主张“守土抗战”、“牺牲救国”，你们还是把“抗日救国同盟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为好，于是“抗日救国同盟会”改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兼任会长，还特意把共产党员薄一波请来担任常务秘书。阎锡山还亲自写了牺盟会会歌，歌词的最后两句写得慷慨激昂：“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在牺盟会这杆救亡大旗的感召下，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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