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来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在天津，从事军火贸易为主的有德国洋行，如礼和洋行、禅臣洋行、世昌洋行、增茂洋行、兴隆洋行等。
为了巩固市场，德方在清廷内部积极建立人脉。义和团运动前，德国政府与清朝历任驻德公使关系融洽，保持了军火销售渠道的畅通。
而得到各国政府支持的军火贸易只是一方面，各个外国洋行对中国的民间军火交易则是另一方面。从上海小刀会起义时起，洋商与起义军的军火交易可以看作是近代上海民间军火的滥觞。
显然，唯利是图是洋商的本质，与起义军进行军火交易当然不可能出自良好的动机和正义的目的。处于“中位”地位的洋商，不仅向义军出售军火，还向清军出售，他们坐地起价，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在太平天国与满清的交战过程中，很多洋商更是冒险从事军火贸易，向太平军大售军火，赚取十倍的高额回报。在这些洋商中，有普通的“个体户（外国无业游民）”，有财力雄厚的大洋行，甚至还有驻沪的外交人员（美国旗昌洋行商人兼驻沪副领事柯宁翰）。可见暴利之下，有多少人会为之驱使。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想搞到枪枝就并不是多困难的事情。但要起事，需要的就不是少量的武器弹药，这在购买、运输、囤积上便有了很大的难度，也极易暴露。
所以，陈文强采取的是多渠道、多办法、多批次、多目标的方式、方法。有蚂蚁搬家式的，有撒网多方采购再慢慢集中的，也有大批量用远洋轮船直航运输的。
而德国人卡尔斯只是其中一个采购对象，买办、洋商
第七十三章 南洋之行的收获(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