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洋务自强，而不惜放任甚至推广本土洋土药的种植和销售流通，进而获取丰厚的“洋土药税收”，其实已经成为晚清朝野的共识。几乎无人意识到：这种将国家利益绝对置于民生利益之上的思维定势，会对此后的中国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酿成怎样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
至少，自己的这个建议或许可以改变一点！也许还能挽回一些，心下这么想着，唐浩然心中的负担一轻，然后站起身说道。
“香帅，你曾与山西主持禁烟，于烟毒之害，香帅及诸位同僚自是再清楚不过，浩然自无需加以重复。”
清楚，怎么能不清楚，张之洞清楚，在坐的这些人里，每一个人都清楚的知道烟毒于国于民的损害，但是却从没有一人真正考虑过禁烟，不仅如此，还鼓励种烟。
在晚清知识分子眼里，现在国产洋土药战胜进口洋土药，是民族主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在朝廷内部大多数官员眼里，扶植国产洋土药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可靠而且可观的财政收入。在知识分子们中间，禁烟是一种政治正确，民族主义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但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在官僚系统内部，禁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自强也同样是一种政治正确，后者高于前者，所以，同样可以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这成了晚清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府县泛滥成灾的洋土药财政的“理论根源”，而到了清末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甚至到了离开洋土药财政便不得过日子的地步。
从洋土药驰禁开始作为表面文章，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始终宣称对洋土药征税只是手段，禁烟才是终极目的，乃是“以征为禁”、“寓禁于征
第15章 毒策（求收藏、求推荐）(3/6)